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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引言

汉朝社会建立的初期，受到外部势力匈奴的不断侵扰，统治阶级并不稳定。在汉武帝即位之前西汉一直采用的是“黄老治术”治国思想，以休生养息为主。

在外面对周围敌对国的不断侵扰以和平为主，避免国力的过度损耗，在内主张爱惜百姓，减少刑罚，赋税，鼓励农业商业发展。

汉武帝登基之初，历经几十年对商业发展鼓励的汉朝社会看似富足，但是不断侵扰汉朝边境的匈奴人一直是悬在刘彻心头的“一把刀”。

汉朝与匈奴之间战争始终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便是军事费用的直线飙升。

军事费用在古代封建社会的财政支出占有很大一部分，汉武帝不得不推行“缗钱令”用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抗击匈奴，财政亏空：汉武帝初算缗钱

元狩四年前后（约公元前120年至119年间），汉武帝刘彻命令卫青，霍去病两人各自带领骑兵五万余人从东西两路出发，深入漠北，一举击败匈奴。

这彻底扭转了汉朝对于匈奴战争中处于弱势的局面，保障了汉朝边境漠南地区的安全，也是汉朝进击匈奴最远的一次战争。

对抗匈奴的三次重要战役由公元前132年开始元狩四年结束，长达数十年的战役使得汉朝损耗严重国库空虚，击败匈奴后武帝又设立“河西四郡”移民北上。

同年频繁发生天灾，大量灾民流离失所，死于饥饿，灾区人口大空，继续延用传统的税收已经难以改善因自然灾害和征战导致的经济困难。

快速增加国家财政，成为当时西汉王朝的当务之急。

“算缗钱”中的缗字指的是一种钓鱼用的丝线，后来用这种丝线贯钱使其成为一种货币的计量单位，一缗一贯，一贯千钱，又由此成为计税单位。

公元前119年，官吏张汤首次提出“算缗，告缗”的建议得到汉武帝支持并由桑弘羊执行。

国家内忧外患的前提下汉武帝推行的“初算缗钱”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社会经商者及资产富裕的部分群体，算缗钱的税率约为百分之六和百分之三。

经商者两千钱每年缴纳一算（一百二十文钱）约合资产的百分之六，手工业者四千钱年缴纳一算约合资产的百分之三。

另规定除了官吏，北边骑士及三老外，车船皆纳入税收范围，商人有轺车一乘两算。

告缗属于是一种举报奖励，为防止纳税者对于财务隐瞒不报或者虚假提报行为的预防，举报者可以获得被举报者总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奖励，被举报者财产全部充公并罚戍边一年。

此次“初算缗钱”的推行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与支持，但却因为难以贯彻执行不得以被中断，财政问题并未被解决。

不过这也为后期“算缗令”的颁布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更侧面体现了汉武帝“抑商”充盈国库的政权理念。

二、元鼎元年，算缗令，告缗令正式实施

（一）“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

“缗钱令”共计有两部分组成，“算缗令”与“告缗令”，“令”在汉朝是一种正式的法律条文，“令”的制定，审议，颁布有着特定的程序，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由君主下诏，群臣定令，一种是群臣上书建议君主定令。

“缗钱令”的提出则是由公卿上言，提议恢复初算缗钱，其目的在于打击商贾非法牟利，遏制市场的投机行为。

通过征收税收的方式控制商业的大规模发展，保障农耕国家的运作。缗钱令最终由武帝颁布，昭告天下民众其权威性。

据《史记，张汤列传》记载“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征收对象扩展到房屋，田地，车船，畜产，奴仆上，相对比“初算缗钱”。

“缗钱令”扩大了征收范围，初算缗钱针对的是商贾营业所得的现钱，本质上更类似于营业税。

而缗钱令则涉及广泛，其所拥有的财产全部算入其中，纳税人也变成商贾，囤积商，和高利贷者。

同时为保证算缗令顺利实施汉武帝一同颁布了“告缗令”。告缗令前后共计颁布两次，一次与算缗令同时颁布，第二次则是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

元鼎元年第一次颁布的“告缗令”主要包含四个内容，隐藏且对资产不如实估价的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全部缗钱；举报者获得被举报者一半财产；

有市籍的商人和家属不能拥有田产；违反告缗令没收全部资产，这一时期仅采用鼓励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元鼎三年又再次颁布“告缗令”并指派专人到地方监督执行，汉武帝此时的决心从卜氏被贬就能看出来。

卜氏曾向汉武帝捐出一半的家产用以资助国家，获得武帝的赏识而平步青云，在告缗令严格执行期间，汉武帝以卜氏隐瞒资产为由将其贬为太子太傅至死都未再启用。

卜氏作为商人与官吏勾结的典型代表，仕途与告缗令紧密相连，捐出半数家产也未能逃脱被制裁的命运，足以代表第二次再次重申告缗令力度之大。

算缗令属于规范条文，告缗令属于惩罚措施，二者相辅相成为汉武帝王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益。

（二）“得民财务以亿计，奴仆千万数，大小农田数百钦宅亦如之”。

“缗钱令”所得除却填补空虚的国库外，剩余部分则用于皇宫修建，应对越南水战，没收私田变为公田，增设农官管辖等。

此次财政改革将绝大部分财富重新集中在政府手中，整合了分散的社会财富，有利于中央的集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针对的是拥有较多资产的商贾巨富。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上因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阶级矛盾，维护了汉朝的统治。

“缗钱令”将没收的田产分配到普通民众手中实现了财富的重新分配，稳定了封建社会以农耕为主的底层社会根基。

充盈的国家财政使得汉朝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战争，解决了自西汉初期匈奴对于汉朝的威胁，也为之后将西域纳入国土奠定了基础。

三、放肆实施的“缗钱令”使得汉朝商业一蹶不振

“缗钱令”在实施过程中，真正受到重创的是处于社会中间阶级靠买卖谋生的小商户。

根据“缗钱令”的税收制度百分之六的税率等同于国家将拿走商人几乎全部的利润，再加之对于总资产的税收更加剧了商人财产的缩水速度，对于资产隐瞒是必然发生的现象。

即使隐瞒资产“告缗令”的推行同样使得一部分处于社会中层的商户直接变成赤贫，最终的结果使得处于底层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中间阶层再也没有机会发展起来。

自然灾害的频发，国家处于战乱动荡时期，使这一局面更加固化，越来越多的商贾更倾向于“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产业”。

商者越来越少，通货紧缩，物价越来越贵，工商业受到全方位打击走向毁灭的边缘。

元封六年，面对因告缗令导致的畜牧业凋零，战马供不应求，物资匮乏等局面，缗钱令最终被废除。为解决通货紧缩，国家开始采取手段刺激市场复苏，令官吏直接进行商品的买卖，这一政策使得政商合法化。

虽然缗钱令被取消，但是社会现象没有改变，政商的崛起。

加之政策不稳定，富商勾结官吏用经商所得购置田产，加剧了土地的兼并给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带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长期发展下来使农民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

政商成为商人主流后，大量收购田产，农民以租地为生，每年盈余堪堪够付租金以及其他赋税，遇到荒年更是入不敷出，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即使在丰收之年也难以有所积蓄。

直到西汉末期真正靠经商致富之人寥寥无几，反而成为“巨富”的多以政商常见。

一旦政权与商业结合，必然造成利润收入的垄断发生，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汉武帝末期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

直到汉昭帝时期西汉王朝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让利于民的政策，民间的工商业才得以稍加喘息。

结语

“缗钱令”作为一项为解决汉朝经济紧张而颁布的律令，但在实行过程中矫枉过正，最终导致了工商业的严重受损。

从“初算缗钱”到“算缗令”、“告缗令”可以看出，最初是为充盈国库而抑制商贾发展，慢慢转变为将财产，土地国有化，加强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度。

只是告缗令采取的措施过于严苛，虽然一时收益巨大但是以长远发展去看待，工商业的衰败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

汉武帝推行“重农抑商”一系列措施却并未真正的使农民更加幸福，反而因过度强调中央集权，未能顾及到民间产业的发展，动摇了封建帝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立国根本。

汉朝经济就此走向衰败，王朝的政权势必会在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运动中被推翻。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史记》

《后汉书.章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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